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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莆陽”古今考

      □許更生

      “莆陽”,古稱興化軍、興安州、興化路、興化郡,也即如今莆田市的雅稱與別名。其地域的正確解說,十分重要;作為莆仙人,更得認準家鄉!而其代表政府官方,也即最科學、最權威的“正名”,應該就是莆田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、北京方志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《莆田市志》吧!其開篇就開宗明義地說明:“本志中的‘莆陽、興化、興安’為莆田市的俗稱。”也就是說,“莆陽”,相當于當今的莆田市,包括莆仙兩地。

      《中國大百科全書》第2版對“莆田市(Putian Shi)”的解說如下:“中國福建省轄市。古稱興化,又稱莆陽、莆仙。”即莆田市所轄莆仙二地,“古稱興化,又稱莆陽”。

      2020年,莆田市民政局《莆田地名美篇》一書載:“莆田,位于福建沿海中部,史稱‘興化’,別稱‘莆陽’”;也是作為當今莆田全市的雅稱的。

      然而,有人卻一再堅稱:“在歷史上,‘莆陽’一詞絕大多數是用作莆田縣的代稱”。此說既不符合先賢的著述所載,也與當代莆仙文化界主流認知相違背。

      為此,我們必須認真地予以考證辨析,非將“莆陽”的確切所指,搞個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不可!“莆陽”究竟是否“個別文人”將其擴大化,“指稱擴大至包括仙游縣甚至古興化縣”呢?根據筆者反復認真查考:縱觀歷史,古往今來,“絕大多數”都是作為莆、仙兩地的統稱——如同當今的莆田市。

      一般來說,標題或作者署名加上“莆陽”二字的,一為文集、二為史冊、三是族譜。下面分別闡述之。

      古代文集中,“莆陽”統稱莆、仙、興化縣三地的,最典型的莫如宋代李俊甫著名的《莆陽比事》。其所述的成雙成對事例,許多涉及仙游的人與事,諸如名人陳洪進、蔡京、蔡襄及其家族,乃至九鯉湖、楓亭、莆陽荔枝等等,實在是太多太多啦,不勝枚舉!

      蔡襄出生于仙游赤湖蕉溪(今楓亭鎮),出仕后遷居莆田城南蔡宅,故常常自稱“莆陽居士”,并在許多著述文獻上自署“莆陽蔡襄”。可以說,這里的“莆陽”二字,相當于“興化”,都涵蓋了莆田、仙游兩個地域;依照今天的說法,即蔡襄是莆田市人。

      目前常見的有:蔡襄撰寫的《水遷賦》(1043年,裴景福《壯陶閣書畫錄》卷三)、《忠惠東壁詩》(1044年,清鄭方坤《全閩詩話》卷二)、《洛陽橋碑》(即泉州萬安橋石刻,1059年)、《荔枝譜》(1059年)、《會真宮題名碑》(1060年,山東泰安會真宮)、《劉蒙伯墓碣文》(1061年,福州于山“天君殿”碑廊)等著述,都署名“莆陽蔡襄”。

      值得一提的是,出生在仙游的蔡卞(蔡京胞弟)、陳覺民二人,一生并沒有遷居莆田居住,但他們亦稱自己是“莆陽”人,說明“莆陽”所指的行政區域范圍包括仙游縣。例如1990年,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中華書法篆刻大辭典》記載:山東濟南靈巖寺中御堂壁間嵌有《楞伽經偈碑》,其碑文是宋仙游人蔡卞所書的,署款為“元符二年(1099)十二月十三日莆陽蔡卞書”;河南嵩山少林寺《達摩面壁之庵》題刻,署款也是“莆陽蔡卞書”。著名學者黃榮春先生《福州摩崖石刻》第一章稱:福州烏石山天香臺有一處摩崖石刻,刻文為“元佑五年(1090)八月二十二日,……莆陽鄭令卿、陳覺民、許國……同游神光寺,會于道山亭。”其中,陳覺民是宋代仙游縣人,許國、鄭令卿,則是莆田人。

      明鄭岳(弘治癸丑進士,官至兵部左侍郎)編纂,黃起龍(萬歷戊戌進士)重訂的《莆陽文獻》十三卷(福建巡撫采進本)。“是書取莆田、仙游二縣自梁、陳迄明著作詩文,輯為十三卷。”其還包括人物列傳七十四卷,而列傳主要根據同郡人周瑛、黃仲昭所編纂的《弘治興化府志·人物志》部分,所輯錄的文化名人生平事跡——包含仙游諸位文化名流。明代柯維騏所撰《續莆陽文獻》20卷、黃起龍所撰《重修莆陽文獻》6卷,以及郭良翰所撰《續莆陽文獻》20卷,都是如此。宋代著名詩人陸游有篇《莆陽餉荔子》稱:“江驛山程日夜馳,筠籠初拆露猶滋。星球皺玉雖奇品,終憶戎州綠荔枝。”詩中贊頌的“奇品”荔枝,應該包括仙游楓亭的荔枝吧?明代地理學家、旅行家和文學家徐霞客在《游九鯉湖日記》中,就特地記上一筆“正楓亭荔枝新熟時也。”明代宋玨的荔枝詩,就有一首以仙游楓亭荔枝為題材的《荔枝詞》,揭露人所少知的楓亭驛館官員的艱難。詩云:“俞公晚好事,垂涎及荔支。愿貶楓亭驛,甘作驛丞卑。妄意荔熟日,端坐飽噉之。事有謬不然,傾耳聽我詞:楓亭閩孔道,迎送無停時。及至荔支熟,苦情公不知。”生動形象記述了楓亭驛丞俞公,迎送無停時,食荔客如潮,疲于奔命的接待苦衷。清康熙御定佩文齋《廣群芳譜》也說:“楓亭驛荔枝甲天下。”目前仙游楓亭赤嶺的荔枝林,還有六七百畝;品種以陳紫為主,此外還有狀元紅、蘭竹。可見宋代所稱的“莆陽”,也是包括仙游在內的大莆田。

      元代的情況如何?從元代大詩人盧琦的作品可見一斑。盧琦[(1306—1362),字希韓,號圭峰、立齋,今泉州市泉港區峰尾鎮人。順帝至正二年進士,歷官漕司提舉等。盧琦在政壇是位良吏,在文苑又是,與陳旅、林以順、林泉生齊名,并稱“元末閩中文學四大名士”。清·張景星主編的《元詩別裁》云:“元詩三十大家選,公詩澹遠,意境絕高,出三十大家上,蓋韋孟之詩也。”]著有《圭峰集》二卷。作為曾經幾度客居莆中(見《陳誠中留宿壺山別墅雨中紀懷》“我客莆中知幾度”)的“元末閩中文學四大名士”,其作品中的諸多“莆中”“莆田”“興化”“莆陽”等幾個相關的地域概念,使用的分寸感還是相對強且明顯的,絕不隨心所欲,胡亂使用。諸如,其詩歌《贈莆陽蔡可禹有序》《存與堂》中,由于“蔡可禹”是蔡襄后裔(“蔡君忠惠孫”“共惟忠惠公”;“莆陽有佳士,結廬東沙村。”),故稱其“莆陽”;而《送涂嶺巡檢約蘇穆爾之莆田尉》詩中,則稱為“莆田尉”——“作尉壺山陽。莆民喜公至”。

      明代興化府的“莆陽驛”,明顯說明“莆陽”并非莆田縣的專屬稱呼,而是包括莆仙兩邑的。明初興化府擴城以后,在今勝利路中段(今莆田荔城區雷山路一帶),建立莆陽驛鋪,供南來北往的文武官員住宿,該地段名曰“驛前”;駐館的達官貴人們乘坐的馬匹,都圈養在街對面的小巷兩旁一排排馬棚內,這里被稱為“馬巷”。(請參閱網文《莆田地理沿變》)

      張燕青《清代福建驛站考》稱:“清代福建的驛站布局基本上承自明代”,“自蒜嶺驛往西南方向行‘五十里至興化府莆田縣莆陽驛’。光緒《莆田縣志》載:‘莆陽驛,本府屬。按宋時城中有東驛、西驛。洪武初建于府治北,即宋監押廳使院舊’”。當時的興化府署“在城西南,即莆田縣署舊址”。由此可見,“莆陽驛”屬于興化府管轄。

      明代寫作《閩書》的碩儒何喬遠多次到過莆仙,落腳莆陽驛,并作《莆陽驛四首》。

      清代涂慶瀾編輯的《莆陽文輯》《國朝莆陽詩輯》,也收入蔡襄的書信、奏疏、賦文等,以及黃洪鸞的《游九鯉湖詩引》。該書以莆田文人詩文為主,也兼顧了反映仙游的著名景觀。其作者“自序”,明確申明了編輯的初衷,即繼承鄭岳、柯維騏的事業而延續之:“然自前明鄭山齋(鄭岳)《莆陽文獻》、柯希齋(柯維騏)《莆陽續編》后,迄數百年,乏有續者”,故而編輯之。

      清代劉尚文的《莆陽金石初編》,不也收錄了蔡襄的書法作品嗎?其卷二載蔡襄書寫的陳伯孫詩:“六合萬籟息,秋林月正暉。琴中傳不盡,石上坐忘歸。”尚文題跋特地注明:“詩為忠惠正書,字徑一尺三寸”。

      筆者手頭還有一篇當代某大學論文《明中后期福建田土爭訟及其司法實踐——以《莆陽讞牘》為中心》,作者特地說明“作為主要材料來源的《莆陽讞牘》”。此書是“祁彪佳于天啟二年(1622)至崇禎六年(1633)任興化府推官時的判語集”,且“以興化府及其下轄二縣之判語為主”。可見,即使古代“莆陽”二字多與“興化”相當,并非只是莆田縣的專有指稱。

      應該特別指出,有人在舉例說明時,不知是隨意還是故意,將陳池養的名著《莆田水利志》,寫成了《莆陽水利志》。清代名臣陳池養是個地地道道的莆田人;其水利志所述,也完完全全是莆田縣之事,怎么可能會寫成《莆陽水利志》呢?筆者手頭就有“全二冊”的影印本《莆田水利志》呢(清光緒元年刊本,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)。

      綜上所述,宋元明清所稱的“莆陽”,從官方和主流方面認定,都是指莆仙兩地,而并非專稱莆田縣的。

      當代,冠以“莆陽”書名的書籍、文章,更是層出不窮,不勝枚舉。請看其中典型的一些吧——

      《映像莆陽》(海峽文藝出版社,2012年8月)一書,原中共福建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兼省文化廳長、福建省文聯主席、仙游人許懷中作序。2011年12月6日晚,原莆田市長梁建勇會見參加映像·莆陽城市園林采風創作活動的中外詩人。很顯然,這里的“莆陽”,當然也是指壺山蘭水、莆仙兩地——即當今的莆田市。

      2013年10月問世的莆田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的《莆田建市30年大事記·綜述》也載明:“莆田,史稱興化、莆仙,亦稱莆陽、興安”。很明顯,其“莆陽”也是與“興化、興安”并列的,指稱如今包括莆、仙兩地的莆田市。

      由福建省美術家協會、莆田市委宣傳部、莆田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辦的“《莆陽雅集》——福建省新文藝群體油畫作品專題展”,于2018年1月1日至5日在莆田市博物館A館二層展出。其作者和作品,都包含莆仙兩地的油畫精英。

      現任莆田市委宣傳部副部長、市文聯主席的王鴻(即王金煌的筆名),其《莆田賦》首句就是:“莆陽,閩海之雄邑也。……名重慶歷,書列四家,千年君謨有幾?廬隱夾漈,入三通,百代漁仲無雙。”其注解云:“君謨:即蔡襄,字君謨,仙游縣人。……漁仲:即鄭樵,字漁仲,莆田縣人。”顯然,此“莆陽”,即今之莆田市——包括古時的仙游和興化縣。

      莆田市資深文史人士林春德、朱新華(現任莆田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黨委書記、院長)以“莆田市莆仙文化研究院”名義出版的編著《莆陽名人史跡》,其“凡例”載明:“名人史跡主要介紹莆田籍歷史人物的生活和文化活動遺跡。區域包括現莆田市所轄仙游縣、荔城區、城廂區、涵江區、秀嶼區、湄洲島管委會、湄洲灣北岸管委會。”阮其山(原莆田市政協秘書長)的《歷史文化系列·莆陽名人傳》(海峽文藝出版社,2000年),系列叢書由市委宣傳部牽頭、莆田市社科聯策劃編寫、梁建勇書記作總序。傳記人物也涵蓋了仙游、興化縣的許多名流,如陳洪進、蔡襄、蔡京、蔡卞、葉顒、鄭樵、王邁、鄭紀等等。其《莆陽歷史叢書·莆陽清風錄》(中國文史出版社,2014年)同樣如此;筆者的《莆陽名篇選讀》、林祖泉的《莆陽進士錄》,也是如此。阮先生還有類似的作品《莆陽名臣傳》《莆陽談叢》《莆陽歷史文化之謎》等,情況與之相似。例如,阮先生今年4月發表的《莆田的徐霞客——林登名》認為:“《莆輿紀勝》以郡治為中心,按不同方向的地域,記述北境、西境(仙游)、東海(沿海)、近郭、及平原河網地區的名山秀水。”“縱觀《莆輿紀勝》,全書編排有序,結構合理,內容豐富,成為一部名副其實的莆陽名勝志。”,它“是現今已知最早一部,專題記述莆陽山川名勝的方志”,“在莆陽藝文志上,不失為一部具有開創性的著述”;書中涉及的歷史名人,包括“蔡襄、鄭厚、鄭樵、葉顒”等等。阮先生理解的“莆陽”,其地域、人文包含莆田市全境,不是十分清楚嗎?

      莆田市圖書館副館長、中國作協會員張翔的《莆陽小識》說得也很明白:“(興化、興安)雅稱‘莆陽’,該府治二縣;莆田、仙游之縣城皆南鄰蘭溪,北倚群山。山南水北謂之陽,以之名。”

      莆田市圖書館陳枚香副館長編著的《莆陽書話》(鷺江出版社,2015),其序言由許懷中先生撰寫,取名為《一部梳理莆仙“書”文化的力作——《莆陽書話》序》。其“莆陽”含義,不也十分明確嗎?

      莆田市圖書館編撰的《人文莆陽·序》載:宋景炎二年,置興安州,故也名“興安”,雅稱“莆陽”。該府治二縣莆田、仙游之縣城,皆南臨蘭溪,北倚群山;山南水北謂之陽,以之名。又合二縣之名可稱“莆仙”。……莆田,福建省轄地級市,古稱“興化”,又稱“莆陽”“莆仙”。莆田市歷史底蘊深厚,史稱“興化”,素有“海濱鄒魯”“文獻名邦”之美稱。

      筆者老友黃祖緒先生(中學高級教師、語文組長),撰寫并出版過三百萬字莆陽鄉土著述。其中冠名“莆陽”者,如《宋代理學大家朱熹莆陽門人紀略》《莆陽歷代藏書家傳略(七十五人)》《宋、元莆陽郭氏四孝子》等,無不涉及仙游名人。

      還有鄭立新的《宋代莆陽民俗文化》(鷺江出版社,2015年)等等,內容都涵蓋大莆田地域,人物包括鄭良士、蔡襄、鄭樵、鄭紀等。

      至于當代網文涉及“莆陽”者,更是隨手拈來,數不勝數。例如《歷代名人詠莆陽名句小輯》《莆陽民間新修族譜》《莆陽名稱的由來》《明代莆陽藝林名家》《莆田名人》《清點莆陽文壇一千年》《碧波安瀾潤澤莆陽》……其“莆陽”含義,無不包括莆仙地域。

      莆田市委主辦的刊物《莆田通訊》,不也時有包括仙游的“莆陽史話”專欄嗎?

      福建電視臺“旅游頻道”介紹稱:“莆田,福建省轄地級市,古稱‘興化’,又稱‘莆陽’‘莆仙’,莆田市歷史底蘊深厚,史稱‘興化’,素有‘海濱鄒魯’‘文獻名邦’之美稱。”李尓唐先生20-07-15《從閩A到閩J——福建各地市名稱由來及歷史沿革簡要》載:“莆田,福建省轄地級市,古稱‘興化’,又稱‘莆陽’‘莆仙’。”

      ……

      至于外地文史大家冠以“莆陽”書名的著述,情況大抵相同。隨手舉一位知名度頗高的吧。《江浙訪書記·記<莆陽先賢叢書>》是謝國楨(1901-1982)教授的遺著。他晚號“瓜蒂庵主”,安陽人士,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、文獻學家、版本目錄學家、金石學家、藏書家,1925年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,名列榜首;師從梁啟超、王國維等先生,并協助梁先生編纂《中國圖書大辭典》。生前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、研究生院教授,兼任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顧問。所謂《莆陽先賢叢書》,當然不止限于莆田一地,還包括古仙游縣、興化縣先賢,如蔡襄、鄭紀、鄭樵等等。

      再說志書吧。古代不少冠名“莆陽”的方志,如宋代的《莆陽圖經》《莆陽志》《莆陽人物志》等,都是興化軍知軍主修、軍學教授撰寫的。雖然書已失傳。不過,既然是興化大地的地方官、教授,其編纂的東西,總不會剔除自己所轄之仙游、興化兩縣,而只言莆田一縣吧——這是不言而喻的。

      同理,明代興化府知府岳正繼修的《莆陽志》、知府呂一靜延請邑人康大和、林云同兩人再修的《興化府志》、陳經邦和林堯俞繼《萬歷甲戌志》之后,纂修的《興化府志》等等,以及方樸所撰的《莆陽人物志》3卷、吳源所撰的《莆陽名公事述》5卷、彭韶所修的《莆陽志》10卷、宋端儀所撰的《莆陽遺事》《莆陽舊事偶錄》《莆陽人物備志》《莆陽科名志》等書,也沒有置仙游、興化兩縣于不顧。

      史料表明,自宋太平興國八年(983)至明末,莆田一直是郡治(軍治或府治)的所在地,因此宋、明歷次編寫方志,“縣事”都“附郡志以傳”。對此,莆田學院圖書館原館長宋國強先生,2015年發表了《莆田市歷史考證之一》。他詳細一一列舉之后,注釋說明道:“其時(明代),‘莆陽志’均為‘興化府志’。”即包含莆仙兩地。

      直到清代,才有了單獨修纂的莆田縣志出現。據存世所見,主要有:《莆田縣志》36卷,林麟焻、朱元春于康熙四十四年(1705)編纂;光緒十一年(1885)重刊。《莆田縣志》,俞荔于雍正二年(1724)編纂。《興化府莆田縣志》36卷,廖必琦、林黌等乾隆二十三年(1758)編纂,俗稱“乾隆縣志”;光緒五年(1879)補刊重印,民國十五年(1926)再次補刊重印。《莆田縣志》32冊,林揚祖于道光(1821-1850)年間編纂。《莆田縣志稿》34卷,張琴于1945年編纂完成。

      請注意:清代編纂的所有莆田縣志,均清楚標明《莆田縣志》,而沒有一部帶有“莆陽”字樣!

      最后,說說族譜吧。

      眾所周知,莆田、仙游的諸多名門望族,如陳、林、蔡、鄭、黃等,歷史上均互有遷移,彼此融合。所以,兩地的族譜,往往難分彼此,“我中有你,你中有我”,這樣才會完整全面。

      請看2009年出版的60多萬字的《莆陽蔡氏宗譜》吧。它由仙游人、解放軍空四軍原副軍長兼參謀長蔡園將軍作首序。莆田市蔡襄學術研究會會長、原莆田高專副校長蔡文成,以及副會長、《莆田市志》常務副主編、莆田市方志委顧問蔡慶發分別撰寫二序、三序。《莆陽蔡氏宗譜·前言》開宗明義說明:“‘莆陽’是莆田市的別稱。宋代忠惠公蔡襄自稱莆陽人,意為出生于莆仙大地上山南水北之處,本次修譜特依其意而用之,取名《莆陽蔡氏宗譜》。”其“凡例”再次載明:“本宗譜取名為‘莆陽’,源于先賢蔡襄曾自稱為莆陽人氏,意為莆仙人,即今莆田市人也,本宗譜取先賢之意而用之。收錄范圍界定莆田市轄區”。這明確表明,族譜之所以冠以“莆陽”,是因其“收錄范圍界定莆田市轄區”——即不光局限于莆田,而包括仙游!

      另一本蔡慶發、蔡金榮編纂的《中國地名與姓氏文化系列叢書·莆陽蔡氏春秋》情況與之類似。限于篇幅,其他就不一一列舉。

      縱觀現存的莆仙文化史資料,只有徐寅、黃公度等個別人文集中的“莆陽”是莆田縣之外,“絕大多數”皆認定“莆陽”指稱莆仙(包括古興化縣)。身為莆田人,這點起碼的地域認知,應該正確無誤吧?我們必須與莆田市政府和官方主流媒體保持高度一致,而不能憑主觀意愿,隨意指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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