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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莆田:歷史研究之鄉

      □林勁松

      歷史研究富有架橋修路功能。在中國歷史上,莆田進士多,名著多,歷史名人多。在這里,人們勤奮好學,歷史研究成風,不論是官是民,無不是如此,稱得上是歷史研究之鄉。

      首先,在宋代,蔡襄稱得上是個歷史研究優等生。《宋史》說,《宋史》說,蔡襄是天圣八年(1030 年)進士,為西京留守推官,館閣校勘。1036 年,“范仲淹以言事去國,余靖論救之,尹洙請與同貶, 歐陽修移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言仲淹之非辜,由是三人者皆坐譴。襄 作《四賢一不肖》詩,都人士爭相傳寫,鬻書者市之,得厚利。契丹使適至,買以歸,張于幽州館。慶歷三年(1043 年)仁宗更用輔相,親擢靖、修及王素為諫官。襄又以詩賀。三人列薦之,帝亦命襄知諫院。”(《蔡襄傳》)

      那時,蔡襄才25歲。面對國家危在旦夕,他心急如焚。于是,他寫了《四賢一不肖》,公之于眾,誓與祖國共存亡。所以,蔡襄是宋朝的大功臣。

      蔡襄這一招令人叫絕!作品一箭雙雕,既批判了高司諫,又敲了當朝宰相呂夷簡一下,還拉了宋仁宗一把。這是因為維護廷議制度,確保群臣議論國家大事正常運行,是諫官職責。呂夷簡身為宰相,竟然搞一言堂,破壞廷議制度,卻沒人管,所以,這是諫官失職,工作沒有地位,應該問責。在那時,高之所以犯錯誤,是因為在劉太后“垂簾聽政”時,呂宰相長期獨斷專行,誰也不敢得罪他。劉太后死后,呂江山易變本性難移,繼續破壞廷議制度。所以,批判高實際上是敲呂,清算呂,一箭雙雕。當時,宋仁宗身為東京天子卻被人架空,大權旁落,腰桿子硬不起來,所以蔡這一炮是拉宋仁宗一把,幫了大忙。不打不相識,他兩人友好關系正是在這個時候建立起來的。你說蔡襄怎么會有這一手?顯然是歷史研究讓他在對敵斗爭中擁有聰明才智和豹子膽。

      其次,在宋代,湄洲墩港口經濟繁榮,連那里的神女祠也聞名天下,1123年宋徽宗賜額“順濟”,很不簡單。所以,這里的農工商都稱得上是歷史研究優等生。

      究其原因,時代不同了,種田既要研究現狀,也要研究歷史,去老祖宗那里請教。這是慶歷新政、王安石變法深入人心一大標志。這是因為這些社會變革再好,也還是紙上東西,能否變成現實,卻完完全全依靠全體人民的共同努力,去實現,湄洲墩人更是如此,要把港口經濟繁榮起來,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      說到這里,有的人可能不贊同,認為參與歷史研究的人不多,宋朝鄭樵、明朝柯維騏還差不多,他倆才是莆田歷史上歷史研究優等生。我卻認為,有數量才有質量,有廣大的人民群眾基礎,杰出人物才會誕生;因為莆田是歷史研究之鄉,所以才會出現鄭樵、柯維騏這樣的大手筆。

      而且這兩人和蔡襄相比,他們都有精忠報國雄心壯志,但是嘉靖二年(1523),柯維騏得中進士,授 南京戶部主事,未赴,輒引疾歸。張孚敬用事,創新制,京朝官病 滿三年者,一概罷免,柯維騏亦在罷中。從此以后,他謝絕賓客, 專心讀書。

      鄭樵呢,則因為1125年12月底亂臣賊子興風作浪,宋徽宗被迫禪讓;緊接著,蔡京被打成“六惡之首”,白色恐怖籠罩神洲大地,只好選擇當“隱士”。在那時無獨有偶,林國鈞,即回年,也是如此。后來他倆人,鄭樵是宋朝著名的歷史學家,林國鈞則是著名的樂善好施者,建橋修路辦學校,英雄自尋用武之地。人生道路就是這樣,崎嶇不平,不那么好走。誰都希望心想事成,一帆風順,馬到成功,但是,客觀的現實卻不以人們主觀意志為轉移,實現遠大理想,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。從中也可以看出,稱莆田是歷史研究之鄉,是因為在莆田,歷史研究成為了英雄們自尋用武之地的“貼心人”,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。

      更重要的是,在莆田,不論是官,是民,許多人都喜歡動腦筋,搖筆桿,寫文章,把自己研究歷史的點滴體會整理出來,貢獻給祖國和人民。所以,在歷史上,莆田歷史文化遺產豐富,名著多。

      改革開放后,黨中央出臺新的文化政策,雙百方針得到了貫徹執行,中國史研究煥然一新。人們思想大解放,新觀點、好文章不斷出現。在今天,建國70多年中國社會科學所取得成就是不是喜人?這是有目共睹的,僅僅是我們莆田,我就覺得改革開放以來,宋史研究異軍突起,研究隊伍陣容壯大,專著多,具體人名字我就不提了。這就是建國70 多年莆田社會科學所取得顯著成績。莆田作為歷史研究之鄉,我們今后應該繼續努力,爭取更上一層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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